《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和演变》 徐友渔

據鄭義回憶，在紅衞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有一位性格多愁善感的女學生郭蘭惠以「愛看十八、十九世紀描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小説」為罪名遭到批鬥，她憤而服毒自殺。而同班的紅衞兵「齊向東戰鬥組」稱郭為「反動學生」​，警吿醫生不得搶救。而醫院居然也停止搶救，將她移入停屍間，致使她幾天之後死亡。就在同一班上，一個姓王的學生親自帶領紅衞兵去抄自己的家，而且親自動手將自己的母親打死，而原因不過是她母親以前是小業主 【6】​。戴小艾在他的書中記載的情況在學生中普遍存在，當敎師們遭到毒打和侮辱時，雖然明知加之於他們的罪名不可能成立，但他並沒有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他堅信黨不會錯，因此敎師一定有甚麼罪過【7】​。

有一位戰士把毛主席著作抄寫了三遍，毛主席的「老三篇」​，​「五篇哲學著作」背得滚瓜爛熟。戰士們出口成章，發言稿可以做到每一句話都是毛主席語鍊，就像有一個相聲全部用電影片名組成一樣。由於林彪提倡的學習方法是「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因此，人們形成了這樣的思維習慣：毛著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大全，它包含了對一切難題的解答，遇到問題，決不需要自己動腦筋分析事情的前因後果，只需翻到毛著中適當的地方，就會有最佳答案。在文革中，紅衞兵因為自信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因而掌握了絕對真理，於是聽不進、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可以理直氣壯地對持有異己觀點的個人和組織予以打擊，甚至殲滅。因為林彪説過，​「誰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

我的經驗和採訪表明，在各種非官方意識形態影響中，對紅衞兵一代人最重要的是西方文學作品中蘊含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人們從大量翻譯的外國古典文學名著中深受人道主義的熏染，使自己獲得一種精神力量，在殘忍的鬥爭和醜惡的現實中追求精神的獨立、崇高、自由，固守人類文明一致認同的準則。有一部分學生——他們人數雖少但影響很大——在文革前的「思想革命化」運動中雖然狂熱地追隨官方意識形態，但他們心靈的動力卻是普遍的人性觀而非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學説，他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因為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關於人類自由的思想武器，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説的，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區別首先存在於北京和外地之間。北京是紅衞兵運動的發祥地，如果説紅衞兵的發起者有自己強烈的政見，曾冒着被打成非法組織的危險自發地組織了紅衞兵，那麼外地的同類組織只是一種響應和摹仿而已。外地的首批紅衞兵是在北京串連紅衞兵或當地黨委的鼓動、指導、扶植下成立的，他們遠沒有北京首批紅衞兵那樣的政治抱負，表現不出理想色彩，而顯得像追隨者和僱佣軍。這種區別在保守派失勢之後更加明顯，北京的老兵表現出頑強的抗爭，在大勢已去之後，還有人狂熱地進行理論探討，他們的探索從高層政治擴展到社會制度、經濟體制，甚至有人衝破官方意識形態，研究當代西方最新的文藝和哲學思潮。他們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卻像隕星一樣，短暫地、然而強烈地發出過耀眼的光輝。而外地的追隨者則多是得勢時一哄而起，失敗時如樹倒猢猻散，在文革史上未留下值得一提的事迹

不知是由於學生自身的原tei，還是中央的原因（不願意身邊有一個強大、統一、難於控制的群眾組織）​，北京的紅衞兵運動還有以下特點。他們始終沒有按觀點形成統一的組織，大學生中的所謂「天派」​、​「地派」​，中學生中的所謂「四•三」派和「四•四」派，只是因為在主張和傾向上有共同之處而獲得的稱呼，不存在統一的綱領和行動。

這是因為，毛澤東的造反號召，文革派中央關於打「走資派」的指示，越到基層效力就越低。另外，保守派組織往往得到當地駐軍（可以低到武裝部一級）支持，雖然在全國、全省範圍內大勢已去，但仍可頑強存在，不被瓦解。所以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當省、市一級的造反派分裂之後，地、縣一級的造反派因為始終窮於應付對立的保守派而來不及分化，或者有分化的苗頭或傾向

我認為，看不到兩種派性鬥爭的區別，籠統地談論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對於研究文革是十分不利的。我在本書中花了很大篇幅來論證文革中除了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對立，還有造反派內部的分裂和鬥爭，其用意除了糾正對歷史描述的偏差，補充敍述的不足之外，還有更多的考慮。我認為，造反派內部長期不息的派性鬥爭至少提示了以下值得重梘的問題。第一，打倒劉、鄧之後，最高層的權力鬥爭並未結束；第二，運動在全國各地發展的不平衡和複雜程度，遠遠超過一般研究者的印象和理解，還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和尚未涉及的方面；第三，軍隊在文革中起了極大作用，造反派激烈的鬥爭往往是因各自背後有不同部隊支持，這説明中國軍隊並不是嚴格統一的，許多部隊屬於不同山頭，不同派系、性質、級別的部隊往往有不同利益；第四，雖然造反的群眾都認同毛的「革命路線」​，但不同的人對於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現存體制有不同態度，這反映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基本矛盾

者和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低下者的現狀。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打破現狀，他的目的只是改變他「大權旁落」的現狀。但是，他不可能單靠上層權力鬥爭實現這一點。為了爭取和動員群眾，他偶爾暗示他的目的也包括改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現狀，以爭取廣大對現狀不滿的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支持。

匯報的內容，大至別人對黨的方針、政策、對政治運動的態度，小至愛看甚麼小説，和甚麼人交友，等等。組織上最感興趣的是人們對他們本身的意見和評論。最惡劣的情況是，一些已經受到信任的人專門去接近「落後份子」​，故意向他們説「落後話」或「反動話」​，從他們口中套出相同的話，然後匯報上去邀功。趙淮海回憶説：​「每屆班幹部都是那幾個『勤於向老師反映情況，勇於和不良現象作鬥爭』的人。​」​【21】控制人的最根本手段是檔案制度，這是長期以來最遭人憎恨的。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擺出一副「尊重群眾，與群眾心連心」的姿態，他們在群眾集會上經常和學生們手挽手，下雨時學生給他們打傘、加衣服，他們堅決不要。他們特別在發言中大發阿諛討好之詞，以示和劉少奇等「走資派」的「做官當老爺」態度截然不同。

老紅衞兵對江青的攻擊方式主要是傳播關於她的「不光彩歷史」的流言蜚語。信息顯然來自其父母，評價標準是典型中國式的。在中國傳統中，像江青這種早年當過「戲子」​，多次嫁人，有過浪漫經歷的女人，是「禍水」​，是要被詛咒的。在中國歷史上，女人經常被説成是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的原因，如商朝妲己、唐朝楊玉環等廣為流傳的故事。事實上當然不是女人誤國，只不過文臣武將不敢公然指責天子，女人才當了替罪羊。

在中國，個人私生活和政治形象關係最為密切，文革前各級領導人在群眾面前個個道貌岸然，文革中的揭發在這方面最觸目驚心。這種揭發十分普遍，比如，來自各地高幹療養院的大字報説，有關部門專挑個子高、漂亮的護士在療養院為髙幹服務，她們往往成為洩欲對象，這些受害者不但無處伸冤，甚至不能聲張。更有甚者，有些達官貴人的妻子得知丈夫在外邊的風流勾當後，生怕自己被拋棄，她們不敢責怪丈夫，就跑到療養院去大吵大鬧，罵那些受害者是「小妖精」​，​「拖首長下水」​，要求嚴懲。有的受害人本已羞難當，現在又有口難辯，只好以自殺來逃避。